時刻保持警惕

2011年3月11日，就在維也納日出之前，警報來了。值班應急經理仔細研究了他筆記本電腦屏幕上打開的地震報告。幾分鐘內，受過專門應急培訓的工作人員被召集到原子能機構事件和應急中心。他根據按預設程序評定的結果，啟動了事件和應急中心對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的“全面響應”。

“全面響應”意味著200多名接受過定期演習培訓的工作人員每天24小時、12小時輪班工作，從“事故國”（這里指日本）和其他成員國的應急聯絡點收集信息，應請求提供原子能機構援助，通知國際社會，同時向媒體和公眾提供最新信息，以及協調國際響應。

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與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之間的25年里，原子能機構發展了應急準備和響應的“應激能力”，包括程序、基礎設施、網絡和專門知識。在這段時間里，原子能機構逐步擴大了其響應能力。在日本東北地區發生地震的六年前，事件和應急中心成立，其任務就是應對核和輻射緊急情況，無論這些緊急情況是由自然危害、安全故障還是惡意企圖造成的。

2011年至2020年擔任事件和應急中心主任的Elena Buglova說：“事件和應急中心的目的是處理與安全或安保有關的緊急情況，包括極端事件，無論壓力有多大，都要作出有效的響應。”

Rafael Martin?i?是一位在原子能機構工作了20年的老員工，也是應急準備和響應方面的專家，在對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長達1300小時的馬拉松式響應中，他在事件和應急中心的操作區服務。Martin?i?回憶說：“對我來說，在那次響應中汲取的關鍵應急準備和響應教訓是，顯然再次強調了這一原則，即所有國家需要相互之間以及與原子能機構分享有關其自身防護行動和其他響應行動的信息。”

Martin?i?說，共享信息有助于持續有效的響應，并使各國政府能夠“就作出采取防護行動和其他響應行動決定的技術基礎”向有關的利益相關者提供“清晰和可理解的解釋，這對于在國家和國際層面提高公眾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至關重要”。

大型演習，例如世界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國際演習——“三級公約演習”（ConvEx-3），為了解各國在緊急情況下分享其防護行動信息的能力提供了一個窗口。Martin?i?說：“每一次演習都清楚地表明我們在過去十年中取得了多大的進步，以及我們在汲取這一重要教訓方面還要走多遠。”

Elena Buglova可以毫不猶豫地說出原子能機構在應對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時本能夠采取的不同作法。“理想的情況是，早在這次嚴重事故發生之前，原子能機構就獲得成員國的授權，不僅僅是接收、核實和交換信息。要是我們有一個額外的、明確的授權，來提出和分享原子能機構對信息的評定，并在可行的情況下，為事故的未來演變發展提供預判，我們就會有最好的準備”。

在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發生時，原子能機構的響應作用并不包括對事故的潛在演變提供預判或對可能的后果進行評定。在應急響應之后，成員國認識到這種知情分析對支持其本國安全決定的好處。原子能機構大會授予了原子能機構提供這種評定和預判的授權。Buglova說：“時至今日，我們不斷地與成員國聯系，鍛煉事件和應急中心如何在應急響應中對事故進行評定，以及這種評定如何促進加強應急響應的有效性。”

原子能機構還在2015年發布了新的國際安全標準，并成立了專門的應急準備和響應標準委員會（EPReSC）。“應急準備和響應標準委員會是持續關注應急準備和響應問題的全球論壇，不僅僅是在事故發生后進行關注。在應急準備和響應標準委員會這個會員人數最多的安全標準委員會，來自世界各地的國家可以分享防護政策和方法，以確保盡可能多的國家能夠按照國際公認的最佳實踐加強本國應急響應。”Buglova說。應急準備和響應標準委員會的一項標桿成就是通過了《核或輻射應急準備和響應》（原子能機構《安全標準叢書》第GSR Part 7號），這是共同發起倡議的國際組織最多的原子能機構安全標準。

正如當前的新冠肺炎大流行生動地表明，明天的應急可能會更加復雜，觸發因素和應急響應考慮會呈現各種組合。Buglova說，為意外情況做好準備對于發展應對日益嚴苛的環境的敏捷性至關重要。

“正如人們所說，‘幸運眷顧有準備的人’。我們對自己的工作并沒有那么激烈的看法，但我們確實不遺余力地創造具有挑戰性的演習。如果你沒有計劃，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演習才能證明計劃的有效性。”Buglova說。

事件和應急中心以及200多名在原子能機構事件和應急系統上注冊的受訓工作人員每天都在為這種召喚做準備，以盡可能迅速和有效地作出響應。